(奇聞) 死海古卷/ 死海文書的由來

有幸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交換一學期，期間拜訪了不少考古遺址，其中也包括了收藏死海古卷的以色列博物館（及其附屬的洛克菲勒考古博物館）以及出土死海古卷的昆蘭古城。查了些相關資料，對這一出土文獻的性質和一些相關的有趣故事也有了一些了解。

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是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希伯來聖經抄本，它因此成為以色列的「國寶」。狹義的「死海古卷」專指1947年至1956年間發現於死海西北昆蘭古城（Qumran）周圍十一處洞穴（Cave 1-11）內的九百餘件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1世紀的古代文獻抄本（一些历史上於該地區發現的古代書卷也在後續研究中被證明屬死海古卷）。其上書寫的文字大多是古希伯來文，同時也有一些亞蘭文和古希臘文。而隨著後來更多的相關發現層出不窮，「死海古卷」有時也被用來代指死海與猶大山脈之間廣闊區域內發現的各類古代文獻，同時也有人稱之為「猶大荒漠文獻」。本文主要討論前者。出於對「死海古卷」的重視，以色列政府在1967年六日戰爭勝利控制西岸地區後便快速展開了對於其發現地昆蘭古城的保護工作。今天的昆蘭古城已被納入以色列國家公園體系之內，得到了較好的保護與展陳。至於「死海古卷」本身則被保存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館和洛克菲勒考古博物館，並專門為其設計建造了一座「聖書之龕」，成為耶路撒冷游覽的標志性景點之一。

死海古卷的發現

1946至1947年間，一個名為Ta』amireh的貝都因游牧部落在死海西北的洞穴裡發現了一些陶罐，裡面裝有寫滿不明文字的皮革書卷。它們隨即被帶到了伯利恆的古董市場上，輾轉流落到聖馬可修道院（敘利亞東正教派）主教Samuel的手中。借由傳世文獻中所載历史時期死海地區古代書卷的發現，塞繆爾判斷這批書卷應為重要的古代文獻。與此同時，貝都因人在1947年夏又發現了一批書卷，最終被希伯來大學的考古學教授Eliezer Sukenik獲得。1948年，雙方分別於媒體處公開了相關發現，聖經考古權威William F. Albright當即宣稱其為「現代最偉大的古代手稿發現」。

由於幾次商談未果，同時作為敘利亞人，Samuel主教試圖在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外尋求更為獨立的主體以展開對這批文獻的研究，並最終將其運往美國拍賣。盡管如此，最後的買家事實上正暗中受著名猶太考古學家Yigael Yadin所托，最初發現的這批死海古卷仍回到了猶太人的手中，並一直收藏於以色列博物館。Yadin其時正於美國講演，他是Eliezer Sukenik之子，並將在之後死海古卷的考古研究、以色列考古學的發展，乃至以色列建國後的系列軍事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

 

盡管得到了猶太人和美國人的高度重視，但死海古卷的出土地其時仍處在約旦的控制之下。約旦政府宣稱以上行為是文物走私，並組織開展了對死海古卷的系列考古發掘。發掘活動由法國聖經研究實踐學院（École Biblique）的多明我會神父兼考古學家Roland de Vaux負責，集合了多個國家的相關研究人員。遺憾地是，考古學家的速度與廣度遠比不上貝都因人，此時的死海古卷仍有大量流散至文物市場。

 

最初發現書卷的一號洞穴北據昆蘭古城近一英裡，二者之間並未被直接建立聯繫。直到1951年，於遺址上發現了與1號洞穴中類似的陶片及同時代錢幣，隨後才於1953-1956年對昆蘭古城展開了發掘。

由於約旦政府對新發掘的死海古卷擁有所有權，最初的整理編輯活動始終將猶太學者排除在外，而主要由歐美各國的聖經研究者負責。其成果以Discoveries in the Judaean Desert（DJD）系列叢書得到出版，首冊於1955年面世，最終出版四十餘冊。

1967年六日戰爭後，大部分死海古卷的收藏地東耶路撒冷，以及整個西岸地區被納入以色列控制範圍內。作為首相的私人軍事顧問，Yadin時刻保持著對死海古卷的關註，並親自帶領一只行動小組從一些文物販子手中重新獲取了一部分書卷。猶太學者此後也參與到死海古卷的整理工作中來。上世紀90年代，現有古卷的所有內容均得到了出版且被免費公開。現可訪問死海古卷數字圖書館瀏覽相關內容（https://www.deadseascrolls.org.il/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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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創作了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實際上是包含了多種文書類別的出土文獻集。其主要內容包括除《以斯帖記》外《舊約》的全部篇目（但大多是殘篇），以及相關的經學文獻。但除此之外則還涉及某個特定教派的規範訓誡、一些預言書、詩篇、戰爭篇、一些雜經、宗教律法、歷史書，甚至極少量的商業交易記錄。這使得有些學者將死海古卷看作是一座「荒野中的圖書館（A Library in the Wilderness）」。那麼，這座文獻寶庫的作者是誰？它又是怎樣被帶到這幾乎杳無人煙的荒漠中的？這便是相關研究需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最早的一些學者試圖將之與耶路撒冷的猶太正統社群相聯繫，認為這些文獻是在羅馬入侵背景下被一些流亡的學者攜帶至死海邊的。在當時的背景下，文獻收集一般都是宗教性行為。然而，根據相關的傳世文獻記載，耶路撒冷聖殿中的文獻收藏具有相當高的局限性，只有最重要的經典才會被納入其中，而無法與死海古卷的內容之廣相匹配。且從死海古卷的內容來看，其中涉及許多反對耶路撒冷拉比權威的內容以及一套獨特的宗教行為規範，很難被認為會是耶路撒冷的主流文獻。也有學者認為死海古卷是耶路撒冷多個文獻來源的匯集，但這也與死海古卷顯示出的一種共同取向相違背，它們更可能是單一教派收集、積累形成的。昆蘭古城的發現與發掘證實了這一點，其中出土文獻數量最大的4號洞穴就正好位於昆蘭古城下方。有趣地是，這些文獻也並不為昆蘭的居民所獨有。其中的一些文獻的創作年代顯著早於該遺址的最初年代，還有學者通過筆跡分析認為創作這些文獻的書手數量遠不是昆蘭這座小城所能擁有的。這帶來了一種新的解釋，即死海古卷實際上是分布在周邊地區多個聚居點的一個宗教社群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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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一宗教社群又是何身份？他們為甚麼來到這篇沙漠中獨處？又有著怎樣的特質？早在50、60年代死海古卷發現之初，多位學者便分別指出他們最可能是活躍於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1世紀的艾賽尼派（The Essenes）。關於這一猶太支派的記載不見於同時期的猶太文獻，而主要來自希臘、羅馬文獻之中，主要包括斐洛（Philo）的《善人皆自由》（Every Good Man Is Free，有中譯，收入文集《論凝思的生活》中）、約瑟夫斯（Josephus）的《猶太戰記》（Jewish War，已有多個中譯本）、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譯本已由上海三聯出版）等篇目。根據老普林尼的記載，艾賽尼派定居於死海西側，在恩戈地（En Gedi，位於死海中部西岸，於聖經中出現）「上邊」，這恰好於死海古卷的出土地點相吻合。

艾賽尼派極具特色，他們過著一種同居共餐的集體宗教生活。反對婚姻，推崇禁欲主義；信奉靈魂，尋求死後福報；崇尚苦修，每日需面對初升太陽祈禱誦經。這樣一種有別於當時猶太正統的宗教信條使他們很早便進入了神學家們的視野之中，並常將這一支派與後世的修道院相對比。一些學者認為他們是早期基督教的先鋒，甚至耶穌、施洗約翰等基督教人物都被認為曾屬於艾賽尼派。一些學者則認為他們仍屬猶太教，只是高度強化了正統拉比的各類宗教信條，走入一種極端的修行生活。盡管有著分歧，但學界基本同意這一支派應源自更早的法利賽派（Pharisees），主張應保持純潔並與俗世保持距離。他們與撒都該派的分異與鬥爭構成了從巴比倫之囚到羅馬徵服期間猶太教的主流。

死海古卷中關於教派準則以及該教派與耶路撒冷關系等內容可與傳世文獻中對艾賽尼派的描述對應，這與地理位置共同成為將此二者相聯繫的主要證據。但這一觀點的論證糢式很大程度上採用了排除法，實際上艾賽尼派只是有記載的猶太教教派中最有可能成為死海古卷主人的一支。與其他許多將考古材料與文獻記載相對應的案例一樣，相關的證據仍然太少，且相互之間也存在著沖突。但無論如何，從死海古卷本身出發，其確實展現了第二聖殿時期至公元前後猶太反抗羅馬革命時期猶太教內部的高度多樣性及其與早期基督教在某些方面的相關性，這仍使得其在早期近東宗教研究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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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蘭古城

de Vaux在50年代的發掘並未出版完整的發掘報告，而僅以一本闡釋遺址的專著（de Vaux 1973）公開了相關內容。之後對昆蘭古城的大規糢發掘則要等到90年代，由以色列文物部門與國家公園系統組織開展了長時間的發掘與保護工作。

該遺址在鐵器時代晚期曾有小規糢的人類活動，但其主體年代則在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一世紀中晚期，其中存在著數十年的間隔，可能因地震等原因而遭短時間廢棄。

公元前後的昆蘭古城西側為斷崖，北側和東側設定有城牆。東牆外為墓地，包含上千座同時期的墓葬。東牆牆體一直向南延伸約兩公裡，直接與Ein Feshka遺址的東牆相連。古城主體城牆則均有建築依附其上，並開口於北側中部。開口處設定有一大型方塔，內部包含了多個較大的公共空間。方塔西側為一南北向的大型道路，將整個古城分為東西兩部分，以西發現有一些牲畜棚、田地和普通建築。主要建築都分布在東側，包括方塔以及圍繞中心空地的其他大型建築，後者因其中發現的墨碗和帶字殘版而被看作是創作死海古卷的場所。這組建築以南的建築被推斷為集中用餐的場所，其面積是古城中最大的，還伴有一藏有上千件碗碟等的附屬建築。其東南側則發現了一些制陶工坊及窯址。出土書卷最多的四號洞穴便位於古城西側斷崖內。

昆蘭古城內設定有精巧的蓄水系統。對於約旦河穀兩岸的山腰遺址，其水源主要來自山體內較高地下水位流出的徑流或泉眼。在昆蘭，其西北側建設了一條直入山體、長達數百米長的水道，直接水源處將水引入城內。水道在城內延伸，並與數個大型蓄水池相連。這些蓄水池有的作為澡堂或洗禮的場所，這從其側設定的分割臺階（用於區分入和出）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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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蘭古城最初被認為是一座孤立的城鎮，一處自絕於外的宗教場所。但更多的證據表明，它與周邊聚落有著許多聯繫。從遺物上看，陶器類型與耶利哥（相距約14公裡）等遺址的高度相似，物化分析則顯示其部分陶器可能制作於耶路撒冷（相距約21公裡）。昆蘭和其南部的Ein Feshka遺址顯然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後者可能為其提供了大量的糧食。放眼整個死海及南黎凡特地區，昆蘭在地理上也並不隔絕，而處在傳統的主要交通線上。

關於昆蘭古城的闡釋，最初的發掘者de Vaux一開始便抱有它屬於艾賽尼派的預設，許多遺跡現象也與之存在可對應的地方，如大量大型公共建築便正好滿足了同食共居生活的要求、大形水池也被認為與宗教洗禮相關。在這一解釋下，古城是宗教中心，供上層人士居住及公共活動的開展。更多的信徒則居住在周邊的棚屋或洞穴裡，這便解釋了為甚麼不大的昆蘭古城旁有著包含上千墓葬的大型墓地。但同時也存在著另外的一些解釋，如貿易中心、制陶中心等，其中最有說服力的則是軍事中心。這一觀點首先來自相關的历史背景，實際上在羅馬於公元前63年徵服該地區之前，哈斯蒙尼王朝在死海周邊、昆蘭的南北都設定有大量軍事堡壘，很難想象在它們不遠的中間存在著一處由獨立宗教支派占據的城鎮。持該觀點的學者認為，昆蘭在公元前63年之前同樣是軍事堡壘，北側高塔和中心建築便是堡壘的核心組件。其後昆蘭可能才逐步變為一處宗教城鎮。但遺憾地是，由於初次發掘年代過早，遺址中各建築遺跡的詳細地層關系並不十分清楚，這使得更細致的聚落變遷的研究較難展開，許多問題也仍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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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拓展

1、關於廣義死海古卷：

簡要介紹、目錄及百科說明：Lawrence H. Schiffman & James C. VanderKam (eds.), Encyclopedia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更為詳細的目錄：Emanuel Tov et al., The Texts from the Judaean Desert, Oxford: Clarendon, 2002；此後作者的更新版本：Emanuel Tov, Revised Lists of the Texts from the Judaean Desert, Leiden: Brill, 2010；

2、死海古卷入門：

本文主要參考內容，文筆精要簡練，強烈推薦，同時每章後還附有極為詳細的延展書目，強烈推薦：John J. Collins, The Dead Sea Scrolls: A 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牛津通識讀本死海古卷篇：Timothy H. Lim, The Dead Sea Scroll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昆蘭古城：

早期發掘闡釋：Roland de Vaux, Archaeology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較新的考古成果匯總：Jodi Magness, The Archaeology of Qumran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Michigan: Eerdmans, 2002；

較新一次學術會議的文獻集，包括一手考古資料及重要的研究論文：Katharina Galor et al. (eds.), Qumran: The Site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and Debates, Leiden: Brill, 2006；